整饬吏治

　　王鼎做官以廉洁著称。为整饬吏治，他刚正不阿，不徇私情。他在刑部任职，先后深入九省审理过三十余起重大疑案，使贪赃枉法者均被惩处，冤假错案得以平反。即使封疆大吏直接插手。相互勾结的人为错案，也照查不误。浙江德清徐仉氏与前房儿子通奸，为灭口杀死儿媳徐蔡氏一案即为典型。仉氏奸刁，买通各级官吏、忤作狱吏，造成各级官员互相包庇，虽三次开棺验尸。皆无结果。直拖延三年之久不能结案。任按察使的王惟恂，明知其情，却被层层关系网所困，被逼自缢，使朝野震惊。王鼎复审，经过艰苦访查，弄清了受贿网，涉及巡抚一人、知府四人、同知二人、知县四人以及许多县吏、忤作等，案情真象大白于天下，“浙人颂为神明”。他铲除时弊，执法如山，显示了铮铮铁骨。王鼎本人从不依人上爬，堪为自律表率。同乡同族王杰时任宰相，他从未让杰助已升迁。他要求子女族人甚严。儿子回陕参加考试，他唯恐利用权势不法行事，叮嘱儿子考前不许“见客”“见长官”。跟随家人“勿上街”，力杜嫌疑，以正自身，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。

　　理财能手

　　王鼎关心国计民生，理财有方，被誉为嘉庆、道光时期的理财能手。道光七年，新疆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，发动叛乱，攻城掠地，割据一方。清廷令长令率兵讨伐。王鼎均衡度支，保证了军需，卓有贡献。平叛后得到赏戴花翎，绘像紫光阁的殊荣。王鼎在整顿天津长芦盐务，两淮盐政上，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，促进了盐商经营，扭转了盐课拖久危局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。

　　热心公益

　　王鼎对教育、社会公益异常关心。他一生视学江西，一分校会试，两主浙江张试，四主顺天乡试、二主会试，所得多奇杰士。任江西学政，常入基层督查，垂刻《朱子小学近思录》、《六事箴言》等，充实教学内容。他在外做官仍心系故乡，曾为蒲城尧山书院捐款，以供经费。他为倡办义仓、义田。一次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稍有犹豫，他知道后写信严责：“弟所见殊欠老成。此等义举……弟当毅然行之……”他态度鲜明，诚心感人。

　　怜恤民苦

　　王鼎生活检朴，克已奉公，怜恤民苦。在治黄工程中，以七十四岁高龄，且背患疮疾，亲临工地指挥，紧张时竟八日不返公寓，困时和衣卧于轿中。为赶工期，不避严冬，春节也在工地度过。吃饭时买民夫食物，他告诫督工人员“大工之役，终日胼胝于风雪水口中”“工程全赖若辈”，要大家爱惜民力尊重民工，赢得爱民如子的口碑。

　　平反冤狱

　　嘉庆十九年(1814)授工部侍郎，后调任吏部，兼管户部、刑部。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署河南巡抚。数次奉命出使各省巡视办案，于冤狱多所平反，被称为“王青天”，深受道光帝器重。道光五年(1825)授军机大臣，次年又授户部尚书。道光八年(1828)，历经多年的回疆(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)张格尔叛乱被平定，王因赞画有功，被加封太子太保，并授绘像于紫光阁之殊荣。

　　整顿盐政

　　王在户部尚书任上，两次对盐政进行整顿。清道光八年(1828)赴长芦盐场调查盐政弊端，提出缓旧税、征新税，暂停征税三年，领盐补贴以补损耗三项治理措施；道光十年(1830)去两淮盐场，在陶澍等人的配合下，采取简化管理、缩小浮收、稳定生产、打击私贩等措施，并提出新章法15条。经过整顿，朝廷税收得到增加，食盐产销两旺，百姓生活需盐也得到保障。

　　治河禁烟

　　道光十七年二月初三(1837年3月8日)，王鼎虚龄七十，道光帝亲书“靖共笃祜”匾相赐；次年，由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。二十一年 (1841) 夏，黄河在河南祥符(今属开封)决堤，大水泛滥，冲到归德、陈州及安徽亳、颍一带。道光帝命王暂署河督，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，王又保荐熟悉河工、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则徐襄助。他们“朝夕驻坝”与民众同“畚锸”，终于在翌年春汛前，使决口大堤合龙，河水悉归故道。朝廷赞王治河费用省、工期短、质量好，加封他为太子太师。

　　道光年间，鸦片泛滥已成国家大患。王力主禁烟，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。道光二十年(1840)，鸦片战争爆发，王支持抵抗派，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抗争。随着战争逐渐对中国不利，道光帝开始妥协动摇，最终将抵抗派林则徐、邓廷桢等革职充军。王鼎上疏道光帝，保护林、邓，痛斥投降派。琦善因在对英交涉中获罪被革职锁拿进京，王奉旨审理。他在上奏中说：“不杀琦善，无以对天下。”并且对琦善的党羽一一制裁。还在王治河期间，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中，等他功成回朝，中方失败已成定局，对英和议在即，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。王置生死于度外，多次怒斥穆彰阿“妨贤”、琦善“误国”，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，引起“上怒”。报国无门，王决心以死打动道光皇帝。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(1842年6月8日； 《陕西省志·大事记》 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；《近代中国大事年表》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；本志从蒲城王鼎纪念馆考证资料)，他自草遗书，自缢而死。遗书疾呼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也”。

　　王鼎尸谏

　　王鼎忧国忧民，忠贞爱国，晚年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，捍为领土主权，与林则徐一道，同穆彰阿、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作了殊死斗争。他尸谏殉国的壮烈之举，成为后代志士的楷体。鸦片战争失败后，道光为推卸战败之责，将林则徐革职，发配伊犁。王鼎不顾个人安危，奏请让林襄办河工，想给林则徐一个“立功赎罪”机会，以便求朝廷重新起用。不意治河工程庆典之日，道光却急令林则徐“仍往伊犁”。王鼎星夜兼程进京，向道光力荐林之贤，并面叱穆彰阿为祸国的秦桧、严嵩。道光未听。次日又廷诤，道光仍不听，抽身欲走，鼎牵衣苦谏：“皇上不杀琦善，无以对天下；老臣知而不言，无以对先皇！”道光气恼，甩袍下殿。绝望中，王鼎于1842年六月八日夜效法春秋时卫国史鱼尸谏故事，自缢于圆明园邸所。王鼎以死相谏意在以血醒君。其遗折中疾呼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；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！”王鼎死后为掩盖事实真相，称为暴亡，大规模祭葬，追封追赠，但真相终为世人所知。林则徐在戌途中惊悉噩耗，痛失知音，写下“伤心知已千行泪，洒向平沙大漠风”的诗句。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给予王鼎尸谏高度评价。他把刚直不阿、疾恶如仇、风骨嶙峋的王鼎比作直臣史鱼，比作屈复，比作忠心保国反遭诬陷的周公。王鼎在中国历史上，特别是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，确实是一位名垂千古的爱国名相。

　　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的消息悲痛万分，写了《哭故相王文恪公》诗两首，赞王鼎“伤心知己千行泪，洒向平沙大幕风”。1845年，林则徐被招还北京时，特到蒲城，拜望了王鼎故居，并亲到王氏的坟莹祭奠了王鼎。1864年，任陕西巡抚时，还为王鼎守心丧三个月。

　　王鼎死后，穆彰阿的亲信、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，骗得遗书，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，并“代为改草遗疏”。随后，陈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。道光帝只知王鼎“暴病而亡”，遂下诏悯恤优抚，追赠太保，谥文恪。

　　王鼎宦海40年，后官居宰辅之位，其在刑部、户部等职任上，多有建树，受到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尊重和敬慕，林则徐、龚自珍、魏源等人与王均有深交。王也大力奖掖后进，但他从不结党营私。史书赞其“清操绝俗，生平不受请托，亦不请托于人”。王生前为官，两袖清风；“卒之日，家无余赀。”遗著有《重订朱子近思录》等。

　　王鼎少年时家境贫寒。他勤奋好学，心存大志。清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中进士，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、礼、户、吏、工、刑等部侍朗、户部尚书、河南巡抚、直隶总督、军机大臣、东阁大学士。曾改革河务、盐政、平反冤狱，颇有政绩。

　　鸦片战争中，极力主战，反对议和投降割让香港。1842年，当林则徐因抗战获罪而被遣戌伊犁时，正值河南祥符（即河南开封）黄河决口，王鼎以大学士出署东河河道总督督塞河口。由于赞成林则徐禁烟抗战，王鼎上疏道光奏留林则徐助襄河工，治河竣工后，又奏请任林则徐为河督。时英帝国侵略者二次海上北犯，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，仍坚持将林则徐发往新疆。

　　王鼎回到北京后，向道光皇帝痛陈割让香港签订协议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，怒斥妥协派首领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、严嵩。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，王鼎在廷谏、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，决心以“尸谏回天听”。1842年6月8日深夜，怀惴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也”的遗疏，自缢于圆明园，享年74岁。王鼎死后81天，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香港人从此脱离了祖国，一去155年。